“汽车”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唐朝人张遂，全世界最早的汽车也出现在中国。
德国人卡尔·本茨（奔驰）虽然赢得了“汽车之父”的美誉，但全世界最早提出汽车概念的人却不是他，而是唐朝的张遂（僧一行，683年-727年）。
为了打破车辆始终依赖于人力或畜力作为驱动力的局面，僧一行率先提出了自动车的构想。
作为天文学家，他动手能力极强，与机械制造专家梁令瓒一起发明了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等天文观测装置，实现了世界上第一次对于子午线长度的实测。
他提出了“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汽运”的大胆设想，并将这种机器称之为“汽车”。
英国人说，1663年牛顿最先提出蒸汽汽车概念，利用蒸汽射流的反作用力来推动车辆前进。就算牛顿这个神职人员真提出过汽车构想，也比僧一行晚了900多年。
1678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根据华夏典籍在北京制造出了一辆布兰卡冲动式蒸汽汽车，被确认为是世界第一辆汽车，其车身用木头精雕细刻而成，车长65cm，有4个车轮和1个导向轮。他在《欧洲天文学》一书的“气体力学”篇详细描述了该车。
那时，瓦特还没出生，蒸汽机尚未传入欧洲，瓦特改进的蒸汽机要在91年后出现，卡尔·本茨的三轮汽车还要过207年。
16-17世纪，利玛窦来华时，西方的科技几乎为零。
17世纪下半期，艾萨克·福修斯（Isaac Voss, 1618—1689）感叹：“全世界的科技加起来都不如中国。”
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现与发明》坦言，利玛窦时代的欧洲农业基本上是原始性质的，远不如两千多年前(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水准。
如果你仔细研究意大利历史，就会发现该国在利玛窦前后的数百年之间，深陷战乱而无法自拔。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整个欧洲严重缺乏表达科技或知识的语言文字（利玛窦死后大约50-80年间，欧洲才通过撷取中文“表意”而形成所谓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拉丁文，现在，该文字无人使用，已经死亡）。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魏斯金说：“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国古籍形成了文艺复兴文献学的基础。”
在利玛窦—莎士比亚时代(16世纪下半期和17世纪初)的欧洲，正在形成中的文字还只是地方性或教派性的，而不能表达知识。弗朗西斯·培根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应该作为欧洲文字改革的样板。
所以，说好的“文艺复兴”并不存在，只是19世纪虚构的。
计算机科学家拉祖(C. K. Raju)批评：“欧几里得是“数学源于古希腊”的故事的支柱之一，但这是被虚构的。
几年前，已故的“希腊数学”权威大卫·福勒(David Fowler)坦率地公开承认：有关欧几里得的事，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已经讲明，18世纪以前不存在任何希腊文《几何原本》的手稿。
科学史家M. Y.维果茨基说：“没有一个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古代的，……有一部显示的日期是1457年，里面有一幅‘罗马全景’插图。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古代’《几何原本》的罗马插图竟是中世纪的，而不是‘古罗马’，因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有一座基督教哥特式大教堂。”
西方无休止地夸大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作用，特别是吹嘘“耶稣会士为中国提供了近代化的机会”。——荷兰天主教鲁汶大学《中欧年鉴》
耶稣会在中国的事业有欺诈，这似乎是一个骗局，……一个以宗教为名的骗局(a hoax in the name of religion)。——《过去的真相》(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迈克尔·瑞安)
西方大吹特吹“耶稣会士对华贡献”，甚至编造出传奇故事，正如叶茨尼克教授所揭示：“……耶稣会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 1623-1680)返回欧洲，协助德国神父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产生了一个很动听的耶稣会士在北京天文台的英雄传奇。……但在今天看来，他们(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应被视为间谍。……在19世纪中叶，他们帮助欧洲列强对中国取得了军事和经济的胜利。……“耶稣会士把欧洲科技传播到远东”这一说教，造成了中国很落后的负面影响。……(所以)西方中心论的科学史应该被重写。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埃尔曼说：在16与17世纪之交，“利玛窦及其同事不可能提供任何技术专长，帮助明朝解决其历法问题，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
印度著名学者潘尼迦(K. M. Panikkar, 1895—1963)批评：“……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影响被大大夸张了，他们的‘科学贡献’是不确实的。我们应该记住：耶稣会士汤若望被任命的工作是在‘占星台’，却被称之为‘天文学’;从严格意义上将，这不是科学。……汤若望(报告)是不诚实、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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